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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tǒng)計局2025年2月28日發(fā)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2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顯示，2024年全國累計生產粗鋼10.05億噸，同比下降1.7%；生產鋼材14.0億噸，同比增長1.1%。
2024年全國材鋼比為近10年最高
據此計算，2024年全國材鋼比（鋼材產量與粗鋼產量的比值）為1.39，為近10年最高。
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發(fā)布的數(shù)據計算得知，近10年全國材鋼比未低于1.2。其中，2015年、2016年材鋼比分別為1.29、1.30；在國家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化解鋼鐵過剩產能、整治“地條鋼”后，于2017年降至1.20，并在此后的2018年、2019年保持相對穩(wěn)定，分別為1.22、1.21；自2020年后，隨著國家工業(yè)化進程的加快，全國材鋼比持續(xù)提升，2024年提升至1.39。
天津、浙江包攬
近10年各地材鋼比的最高值
2024年，在本文統(tǒng)計的全國具有粗鋼、鋼材生產能力的28個省、直轄市、自治區(qū)中，天津、浙江、重慶、河北、山東、廣東、江蘇、江西等的材鋼比均高于全國總體水平，且都在1.40以上，分別為3.67、2.23、2.00、1.61、1.57、1.56、1.41、1.41；四川、福建、廣西、湖南、上海等的材鋼比略低于全國總體水平，分別為1.38、1.36、1.29、1.28、1.27。
從近10年的歷史數(shù)據看，天津、浙江包攬了2015年—2024年10年間各地材鋼比的最高值。其中，天津占據了2015年、2016年、2020年、2021年、2022年、2023年、2024年等7年的最高值，分別為3.96、4.82、2.64、3.28、3.65、3.19、3.67；浙江只在2017年、2018年、2019年3年“登頂”，材鋼比分別為2.90、2.41、2.57。
此外，重慶、貴州多次躋身2015年—2024年10年間各地材鋼比的前三名。其中，重慶7次入圍前三名，分別是2015年、2017年、2018年、2022年、2024年的5次第三，以及2016年、2023年的2次第二；貴州在2019年、2020年、2021年3次入圍前三，且都位列第三。
2015年—2024年10年間材鋼比的地區(qū)最高值與同期全國材鋼比總體水平間的差值各不相同。其中，2016年最大，為3.52；2018年最小，為1.19。
2016年，材鋼比的地區(qū)最高值為天津的4.82（這也是2015年—2024年間，各地區(qū)材鋼比的最高值），全國材鋼比總體水平為1.30。2018年，材鋼比的地區(qū)最高值為浙江的2.41,全國材鋼比總體水平為1.22。
全國材鋼比較高背后的原因分析
重復材是推高全國材鋼比的重要原因
梳理近10年全國鋼鐵產量，可以發(fā)現(xiàn)：隨著我國工業(yè)化尤其是新型工業(yè)化進程的加速，全國鋼材產量持續(xù)穩(wěn)步增長。主要用于建筑業(yè)的鋼筋、線材等從鋼坯直接加工成材的一次材（熱軋品種）在鋼材總量中的比重呈現(xiàn)下降趨勢，同時主要用于工業(yè)（制造業(yè)）的冷軋板等，以熱軋產品為坯料進行二次加工的冷軋產品或二火加工的熱軋產品，以及歷經三次甚至多次加工的涂鍍、焊接等產品（下文統(tǒng)稱重復材）在鋼材總量中的比重呈現(xiàn)上升趨勢。
綜合國家統(tǒng)計體系所遵循的法人原則，本文推測重復材的增加是推高全國和部分地區(qū)材鋼比的重要原因。
按照國家統(tǒng)計體系所遵循的法人原則，從鋼坯加工成材的熱軋品種和重復材，如果是在同一個法人單位內進行，統(tǒng)計時只計算最終產品產量，不會造成重復。但如果一次熱軋產品和重復材分別在不同的法人單位內進行，不同的法人單位都要獨立統(tǒng)計各自最終產品的產量，這樣在匯總全國（或地區(qū)）鋼材總產量時會造成重復統(tǒng)計，導致鋼材產量大于粗鋼產量，材鋼比偏高。
如果在計算全國（或地區(qū)）的材鋼比時，鋼材產量只計算一次加工的熱軋品種產量，不計算重復材產量，全國（或地區(qū)）的材鋼比理論上應該會降低。
按此思路，本文將包括冷軋薄板、冷軋薄寬鋼帶、冷軋窄鋼帶、鍍層板（帶）、涂層板（帶）、電工鋼板（帶）、焊接鋼管、其他鋼材等的重復材產量從全國鋼材產量中剔除后，重新計算得到各年的材鋼比[其中，2018年以后的鋼材產量，還將中小型型鋼、鋼筋、無縫鋼管等3個品種可能存在的重復材（隨著冷軋形變熱處理技術在高延性冷軋帶肋鋼筋生產過程中的應用，鋼筋這個一般被認為一次材的產品也出現(xiàn)了不少二次材），按合計產量2000萬噸的估算規(guī)模進行了剔除]。
經過調整后的全國材鋼比，自2017年起已降至1.0以下，與當前鋼鐵行業(yè)的鋼材成材率差得不多。由此，本文認為前述推測成立，即重復材的增加是推高全國材鋼比的重要原因。
調坯軋材、委托加工對材鋼比的提高也有一定影響
按照前述方法，本文對部分材鋼比較高的地區(qū)近10年的材鋼比重新計算，得到的新的材鋼比相較未處理前的材鋼比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一些地區(qū)的材鋼比能降至1.0以下，但天津、浙江等地經調整后的材鋼比也相對較高。
調坯軋制的重復材推高了天津材鋼比。
天津的材鋼比近10年長期處于3.0以上的相對高位，經前述方法調整后所得到的材鋼比也基本在2.0以上。筆者認為，這種結果除與其鋼材產品中管材、板材等重復材品種所占比重較大有關外，應還與其所產鋼材不少出自調坯軋材有關。
數(shù)據顯示，近些年天津市熱軋窄鋼帶、無縫鋼管、焊接鋼管等產品的合計產量在鋼材總量中的比重已超過30%，生產這些鋼材所耗用的粗鋼（鋼坯）除天津本地自產外，還需從外地調入一部分。例如天津友發(fā)集團，作為全國最大的鋼管生產企業(yè)，鋼管年工序產量已突破2000萬噸，但所用鋼坯基本上購自于外省。
據此，筆者認為重復材疊加調坯軋材，即調坯軋制的重復材，把天津的材鋼比推到了較高位置。
調坯軋材和外委加工合力推高浙江材鋼比。
2015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從杭州城市布局調整和產業(yè)轉型升級的高度出發(fā)，于當年底前關停了杭鋼半山鋼鐵基地。
自此，浙江省的鋼鐵產業(yè)開始以鋼材加工（軋鋼）為主。此外，浙江的鋼鐵企業(yè)還主要生產冷軋板帶、鍍鋅板帶、無縫管等高附加值產品。這些企業(yè)通常自己不生產粗鋼，而是從外?。ㄈ绾颖?、江蘇、山東等）購買鋼坯，之后在本地進行軋制、鍍鋅、冷軋等深加工，生產出高附加值的鋼材產品。這種“外購粗鋼+本地加工”（即調坯軋材）且多為重復材的模式，導致浙江省的鋼材產量遠高于本地粗鋼產量。
另外，杭鋼半山基地退出鋼鐵產能后，還委托外省企業(yè)進行貼牌生產。按照產量統(tǒng)計的“所有權原則”，這些鋼材產量，在數(shù)據上都要歸屬于浙江省，這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推升浙江省的材鋼比。
“被委托”是推高重慶材鋼比的新因素。
重慶的鋼鐵產業(yè)，也是以軋鋼和深加工為主，煉鋼能力相對較弱。許多企業(yè)專注于將粗鋼加工成高附加值的鋼材產品（如板材、管材、型材等），導致鋼材產量高于粗鋼產量。
另外，重慶某大型鋼鐵企業(yè)基于其所在集團內部總量指標調控原則，近幾年在部分時段作為“被委托方”進行粗鋼冶煉生產，而“委托方”則是集團下屬的其他企業(yè)，這些企業(yè)都在重慶之外。按照產量統(tǒng)計的“所有權原則”，重慶這家大型鋼鐵企業(yè)“被委托”生產的這些粗鋼產量，并不屬于其所在的重慶市，這在一定程度上相對減少了重慶的粗鋼產量，進而推高其材鋼比。
除了上面提到的重復材、調坯軋材、委托加工等因素，新技術、新工藝在鋼材生產中的應用和普及，統(tǒng)計誤差等因素，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推高材鋼比。
隨著新技術、新工藝在鋼材生產中的應用和普及，一些以往基本沒有重復材或其中重復材產量可以忽略不計的鋼材品種，重復材的比重越來越大，如隨著冷軋形變熱處理技術在高延性冷軋帶肋鋼筋生產過程中的應用，導致鋼筋中的二次材大量增加。
一些企業(yè)在上報統(tǒng)計數(shù)據時，誤將粗鋼當作中間產品未將其上報，這導致企業(yè)所在地區(qū)乃至全國粗鋼產量相對減少，一定程度上推高企業(yè)所在地區(qū)乃至全國的材鋼比。近幾年，福建、廣西、江蘇、浙江、山東等省的少數(shù)企業(yè)曾分別出現(xiàn)過這種情況。
未來預測與展望
可以預見，隨著我國工業(yè)現(xiàn)代化進程的加速，尤其是制造業(yè)攀“高”向“新”步伐的加快，國內鋼材產品為滿足工業(yè)制造業(yè)的需求，其中的二次材比重必然會進一步提升。同時，新技術、新工藝在鋼材生產應用中的范圍擴大，也會推動重復材的增加，相應的，材鋼比也會隨之進一步提升。
